生育与解离
生育高地的神话破灭
现代化社会的生育率下滑是无法阻挡，不可避免的。
在国内和国际的反外来务工人员和反移民思潮的渲染中，生育被认为与文化、地域、宗教等背景强相关。这一方面旨在塑造外来人的异质性，将大众认知中的生育高地向虫巢的方向描绘。另一方面却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中创造了一个有关生育的神话：只要倒车开起来，用“文化、地域、宗教”等老办法大力开栓，生育率总可以恢复的，只不过是拉不下这个脸。
然而，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观察与生育率有关的现象，会发现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生育高地，在近十年也出现了明显的生育率下滑。并且这一现象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的不同地区中。
在全球视角中，公认的生育高地与移民潮来源有印度、中东与中非地区。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与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14-2023年的十年间这三个地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均持续下降。其中印度总和生育率由2014年的2.3下降至2023年的1.98，从接近更替水平下降至低于更替水平，十年下降幅度约13.9%。以伊朗、卡塔尔、巴林、土耳其、阿联酋为样本的中东地区总和生育率的总和生育率从2018年的1.8下降至2023年的1.7，五年下降幅度6.3%，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持续下滑。中非地区仍称得上货真价实的人口增长高地，但是以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安哥拉、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为样本的总和生育率也从2018年的5.4下降为2023年的5.1，五年下降4.8%。
视角转向国内，近十年不管是宗族活跃地区，还是儒家保守地区，抑或是务工人员输出地区，这些传统意识中的生育率高地的生育率转向则来得更早更剧烈。不管是人口政策转向，还是实施经济刺激，生育率的下降仍如同水泻平地，当无可挡。大部分地区早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部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大省则已经开始负增长。
在印象中，生育与文化、地域、宗教等背景相关，但现实中，关联似是没有那么密切，起码这些因素无法成为决定生育的大力丸。
生育链条的解体
如何解释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生育率下滑？部分观点以经济角度解释，衡量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城市化过程中，儿童角色从半劳动力逐渐转变成消费单位；住房医疗教育成本上升；人口再生产所需的积累不足。部分观点以文化角度解释，聚焦价值观转变与社会思潮。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妇女地位提高，深度参与社会生产；家庭观念淡化，社会原子化现象出现。
上述观点均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以理性角度分析经济动力与社会思潮。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是通过理性设计不断迭代与优化的，现代社会的基础仍然是现代智人。而现代智人的自然属性则是由长达几百万年的狩猎采集小社会筛选并塑造的。本文将从自然属性讨论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自然环境中的生育链条为“发情-交配-怀孕-生产-抚育”。在这一链条中，自然属性，或称本能起作用的阶段是各个分离的环节，并且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发情交配与抚育。基因和激素的作用到此为止，剩下的部分在自然环境中会自然发生。链条中各个环节在自然环境下可以顺利联系，这一套模式已经成功运行了超过几百万年。
然而工业化社会将上述链条中各个环节之间脆弱的联系完全暴露，并对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实施了精准打击。首先，现代社会中各种廉价且丰富的文娱活动填补下，发情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其次，在现代社会中发情的对象不一定是可交配对象，即使发情了也不一定会交配。再次，即使交配也不一定会受孕，避孕设施十分完善。最后，即使受孕也不一定生育，还有医学手段兜底。
更进一步地说，基因与激素其实最多只影响了现代智人的发情与交配，并没有直接决定是否生育。从发情到生育的过程本应自然发生，直到下一代出现后再次由基因和激素接管。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链条完全解离。
生育链条的解离是现代化过程中最为明显的冲突之一，其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冲突。社会结构的构建往往以理性为基础，而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则是理性与本能交织。人的社会性成分与动物性成分也存在冲突，动物性是简单的，社会结构是复杂的，这种不匹配将会随着社会建构不断发展而逐渐扩大。
三重解离
现代社会是一个矛盾综合体。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强化其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却持续削弱其自身存在的组织根基。人越来越无法脱离社会网络而生存，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也在同步减弱。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是先后出现的，而是同时展开的；其内核，可以概括为三重解离。
第一重解离，是原子化以及人与传统秩序的解离。
传统秩序并无固定形态。它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阶级性，并与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紧密相连。尽管形态各异，各类传统秩序仍大体具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它们生长于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之中，人们之所以自愿服从，是因为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运行成本最低；其二，它们的结构基础通常是二十人以内的高频熟人社交圈，再由这些小单元层层叠加，形成更大的社会。现代性逐渐替代了这种熟人社交圈。人与人的交往不断让位于人与机构的交互，个体也不再作为具体的人出现，而是成为机构中的抽象组成部分，这正是原子化的表现。自狩猎采集时代以来，人始终作为群居动物存在；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从古至今大多只是观念中的设想，反倒在现代更接近现实。当一个人赖以生存的资源不再主要来自周围具体的人，而是来自抽象的社会时，传统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二重解离，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解离。
现代社会得以低成本运转，前提之一是社会化的人；但人的社会化训练，恰恰主要来自正在消亡的传统秩序。较好的经济基础与熟人社会的解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自由，尤其是自然属性的表达，也即动物性的释放。在现代社会中，只要人能够履行机构中的抽象角色，就几乎不再受到其他约束。于是，一方面社会结构越来越精密、越来越抽象，另一方面社会运转的微观动力却越来越来自动物性的表达。
第三重解离，是社会运转与人的存在相脱离。
原子人的日常，主要是与抽象机构打交道。而机构真正需要的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指标与任务的完成。只是目前，能够完成这些指标与任务的单元恰好是人；一旦出现更高效的执行单元，人就会被自然替代，而这一过程已经在发生。
非自然伟力
最成功的恐龙后裔是鸡。鸡的总生物量远远超过其他鸟类的总和，分布之广无鸟能及。这就是现代性。
以基因的延续和种族的扩张而论，鸡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演化论中的统计学奇迹，却只是现代性这一怪物的冰山一角。
工具理性，在每一条可以量化的赛道中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现代性的发展则将工具理性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方面。这是一种自有生命的，自发扩张的体系，它以绝对的力量定义单一、粗暴、可量化的标准，并将所有拒绝被标准衡量的参与者以绝对的数量淹没淘汰。任何量化指标之外的目标都会被消解，或者被迅速指标化。
这是由人创造的磅礴伟力，如今已经滴水成海，反而将人裹挟其中。
愿我们长寿。